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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天宇

 
 
 

日志

 
 

反思中国媒体在邱兴华案报道中的重大缺憾  

2007-01-02 22:53:03|  分类: 我的采访手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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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2006年年底,中国司法界卷起了一股枪毙风.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从今年元月一日始,死刑复核权正式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从2007年开始,不管如何"民愤极大",杀起来也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各省法院心照宣地给那些死刑犯犯吃一餐2006年的最后晚餐,就急吼吼地送他们上路了.
  这之中,就有2006年人气指数最高的杀人犯邱兴华.
   在这篇文章里,我无意对这个有趣的法律现象展开分析.而重点思考中国媒体在邱兴华案报道上的重大缺憾.
                       
                         
  纵观国内媒体对邱案的报道,南方周末无疑做得算是最深入的,华商报做得最及时.南周在后期的报道上,又以邱兴华案的精神鉴定问题,引领了国内媒体对此案的话题倾向.
  但是,这些报道的缺憾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报道前期,媒体的关注点都放在了对邱兴华的抓捕以及施害情况及家庭情况还原上;在后期的报道上,关注点都放在了邱兴华有否精神病以及对刑事鉴定程序的反思上.而受害者家属的惨况,对受害者的救助,对建立受害者救助体系,探讨受害者救助的立法体系这一方面,却几乎出现了集体缺位.  
   直到邱兴华被枪毙前,才有地方媒体注意到,邱家得了不少捐助,而十来名受害者家属几乎无人关注。对杀人狂魔家庭的人道主义关怀故然是一种进步,但如果因此而忽略对受害者的关注,那么这种代价太大了,这种人道关注太让人怀疑了,有太多虚饰的、作秀的成份了。
   为什么媒体会集体性地忽略这一点.我想,这和当下媒体传播过于注重冲突性和戏剧性相关,这种行为逻辑的背后动因是报纸的商业逻辑.因为这种可使报纸更好卖,客观与平衡反倒成为次要的甚至可以被暂时搁轩的。
   这种行为逻辑的后果是导致传播的片面化、片断化与碎片化,即进一步扭曲了受众对"舆论虚拟环境"(此概念最早来自李普曼)的感知.受众正是基于这种扭曲的感知,出现了违反我们的传统道德常识的情况——施害者家庭广受捐助,受害者家庭却泛人问津。
   所以,我认为,有责任心的公共媒体,要时时警惕商业逻辑对新闻中的客观、平衡精神的伤害。
   其实对一个报道来讲,说“我掌握了事实与真相”都是虚妄与不可靠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其实很难掌握真相。司法机关动用国家机器,最后法官也只能说,我查明了法律事实,但不说我查明了事实真相,没有人可以还原被时间带着的事物。在报道中,其实也只有调查程序的真相和叙述的真相,即只有正当新闻表述下的真相,而不可能有事实的真相。
   例如邱案,在调查程序上,应对受害者、施害者、司法机构、学者群体的每一方有充分了解,以及展示其言论平台。如果媒体一开始就能如此,就不会出现后来如此巨大的偏颇与不全面。可以说,像采访中的“三角定位法原则”,“多方利益表述原则”等采访程序是报道客观性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就是在报道的叙述与表达上,尽可能摈弃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对重要信息须交待各方消息源,对关键信息有来自几方的人证,最好还要有物证,形成类似于司法实践中所强调的证据链。
   报道程序对于报道客观性的保障,就如司法审判中程序正义对于实体正义的保障。

                             

   邱兴华一案由于在报道上的严重偏颇,也因此导致了舆情关注的偏颇。邱兴华案中,媒体在后期报道中把注意力几乎全放在了拷问刑事鉴定制度上(在这方面,郭光东在南都与南周上的连续评论应该算是国内时评中最全面与有力的了)。

   但其实更为迫切的,涉及更大的公共利益的,是要拷问中国的受害人赔偿制与救助制度,这是一个更重要,更基本、更迫切、涉及面更广的问题。

   从张君案的多名受害者、到马家爵案的多名受害者,到黄勇案的多名受害者,再到邱兴华案的多名受害者,那么多冤魂却还是没有唤起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对受害者救助制度的思索与行动,这真得是非常遗憾的事。

  在去年,我曾经调查过一个受害者家庭,女儿被强奸致残后,强奸犯不愿赔偿,受害者家属又无力给挣扎于生死线的女儿治病,最后父亲把女儿掐死了。这就是中国缺乏受害者救助制度造成的极端悲剧!

     后附去年的思考:

                        中国亟待完善受害人救助制度
                               记者  傅剑锋
   到底是什么使抗拒强奸而跌成高位截瘫的少女王琼,生不如死,最后在缺钱治疗的情况下恳求父亲帮她“解脱”生命?到底是什么使王廷和这位慈父与懦弱老人,最后不堪到要亲手掐死自己的心爱女儿?
                                      
                       一、完善受害人救助制度迫在眉捷
   在这起悲剧发生前,司法机构的行动不可谓不及时,案发几个月后强奸嫌疑人即被刑拘。法官的介入不可谓不积极,数次主持施害方与被害方家属的民事赔偿调解。法院的一审判决不可谓不公正,强奸嫌疑人不但被处以重刑,而且还被要求向王家赔偿损失十七余万元。但我们看到的是,司法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仍未能执行到赔偿款,仍未能最终阻止这对绝望的父女之间产生的惨剧。
   事实上,正如王廷和的辩护律师孙洪文认为的那样,这起惨案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反映出了我国刑事法律与社会救济制度在救助刑事案件受害人方面的落后与漏洞。虽然我们刑诉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如果施害方无钱可执行,或者案子进入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像少女王琼这样的受害人就无法及时获取赔偿。当至今都无法执行的赔偿判决书宣布王琼可以获取十七余万元赔偿时,她却已在两个月前绝望离世。
   类似困境也同样发生在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河南平舆“木马”杀人案、马加爵杀人案、兰州食人恶魔杀死做台小姐,以及最近的黑龙江佳木斯变态恶魔杀死数名儿童等案子上,其共同特点是,受害人众多,犯罪人根本无力赔偿刑事被害人所受的损失。例如马加爵案中,对受害人家属判决出的82万元附带民事赔偿,其实是无法兑现的一纸空文。该赔偿的代理律师韩嘉毅称,他经手的众多案子里,只有约1%的被害人得到了一定赔偿。有人对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614起案件的调查统计略微乐观,统计结果是:在机体受到损害的被害人中,有64.3%的人得到了赔偿。但在财产受到损失的被害人中,只有62.8的人得到了赔偿,其中12.1%的人不是从罪犯那里获得的赔偿。
   但如果我们把北京中院这个比较乐观的统计数据,作为全国的平均获赔率,乘以全国数量庞大的重刑案,类似于王琼这样受不到相关救助的受害人绝对数,仍是触目惊心的。因此完善中国的受害人救助制度,实已到了迫在眉捷的问题。

             二、完善法律救助制度的样本分析
   我们不妨以王廷和杀女案为分析样本,来思考如何建立法律救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
   王廷和举债十余万元,女儿濒临绝境,但落实十七万元赔偿的司法程序还远远未完,施害方至今还在上诉中。可见目前的这种法律机制明显不足保护被害人。因此,有学者提出,在我国今后的立法或在刑事司法制度上,是否应抓紧确立“尽快补偿原则”,对一些明显的侵害行为,司法机关可先行采取措施,强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给被害人先行赔偿一定数额的损失,以减少被害人受损害的扩大。
   强奸施害人沈铁鑫尽管个人没有足够资产,但从案中我们已经知道,其父母是有赔偿能力的,只不过想和法院想作超出法律底线的讨价还价。如何解决这种有实际理赔能力却无理赔积极性的情况?目前,许多西方国家采取的赔偿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在英美等国,都是将实施刑事受害人赔偿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处罚。象这种采取独立刑罚的方式,强制力极大,无疑也可以加大类似沈铁鑫们的赔偿积极性。
   亦有学者提出,对这种情况可否实行“以刑代赔”制度,司法机关在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和征询其赔偿意愿的基础上,对那些确实不愿意赔偿或者客观上无赔偿能力的,可以适当加重其刑罚。这样可以既可给被害人一定的心理抚慰,又能调动沈铁鑫们的赔偿责任感。
   沈家曾提出拿二十万元换取沈铁鑫的缓刑判决,这当然超出中国法律底线而没有谈判性。但是,如果沈家愿意主动代替向受害人作出赔偿,这种自愿代偿行为是否可作为适当减轻沈铁鑫们的量刑。因为适当减轻并不影响实现法律正义,既可更好地救助受害人,又可减轻两家的仇恨。
  但如果沈铁鑫们确实没钱呢?在该案中不管是王琼的母亲,还是辩护律孙洪文都认为,这时政府应对救助王琼承担必要的经济救助。这种朴素的观念其实已写进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第12条认为,会员国应对遭到严重罪行,造成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给予金钱补偿。《宣言》提出应对此设立专门基金。学者们指出,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容易理解的,国家既然不能有效地保障社会的安全,不能有力地保护公民的财产利益,理所当然应该承担给被害人补偿的国家责任。
   已经有刑事司法学者提出,中国应吸纳类似这样的原则,制定一部独立的《被害人保护法》。加强保护受害人(又称被害人),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逐渐演化为国际司法潮流之一。早在1963年,世界上第一部《被害人赔偿法》就在新西兰通过。1985年,联合国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所以,正在向法治国家高歌猛进的中国完全应该设立这样一部法律。

              三、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样本分析
   除此之外,完善社会救助制也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如政府与民间如能建立一些被害人服务机构,就可以减轻王琼们的痛苦。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犯罪被害人经济援助组织或机构,设立专门的基金会。这正象辩护律师孙洪文所盼望的那样,我们的民政部门与慈善机构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王琼当时所受到不只是身体,精神创伤亦苦不堪言。如果有专门机构给她提供良好的心理咨询服务,悲剧或不避免。许多国家一般是由前面提到的被害人援助组织同时承担。
   除此之外,设立受害人保险赔偿,建立受害人的医疗服务绿色通道,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也是被学者们认为可以探索或者值得推崇的方法。
    
   纵观全局,如何完善法律与社会救助制度,必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引人期盼的是,据《华西都市报》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报道,已经有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议案,全国人大对此已引起重视。
    
  (本文在理论建构方面参考了张文锋律师的论文《关于创建我国刑事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制度的构想》,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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