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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讨论2:宋志标对<无户口婴儿之死>的批评  

2006-08-18 10:38:53|  分类: 我的采访手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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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南方日报):

夯实文本基础 启蒙本不足恃——谈谈对《无户口婴儿之死》一文的看法

 

目前,南周质量的跌宕幅度之大,已经磨练出我等足够的耐心。即便这样,当在五羊新城的绿茵阁初看1174期南周时,失望和担忧再次困扰了我。当然,我不能也不会把某一期的报道没有节制地演绎成对南周空泛的指责,可是它已然给出足够的证据表明:南周在文本建设上乏善可陈。而在我看来,属于技术范畴的文本是南周在这一时期的第一要务,理应埋头探索强大且更合身的文本。进而,从《“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报道至目前的《无户口婴儿之死》,我希望能够贴切地表达我对南周文本建设的不满。由报道而至于文本,这正是我的逻辑进路,也似乎近似于傅剑锋所认为的“大尺度观照、细节化描述”一说。但我知道,其间差别甚大。

总的来看,我认为本期的报道属于“四个没有一个不缺”,即没有逻辑、没有故事、没有旁证、没有当事人,可唯一不缺的就是细节。是啊,不缺细节,这真让我感到无可奈何。从这个报道所有琐碎的细节出发,记者甚至编辑所寄望的“大尺度观照”显得牵强附会且脆弱不堪。坦率地说,记者误用了新闻报道的形式,并且受制于评论的冲动不能自拔,而读者则被引至两种愤怒:一是被引导至对户籍制度无来由的愤恨(这是该报道始终在心急火燎地怂恿读者去相信的);二是被引至对故事缺位的深切哀叹,引至对逻辑不能承受之重的某种滑稽感。

 

对逻辑的僭越是报道的致命伤

虽然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有关中国户籍制度的讨论确实很多。如果中立地看待户籍制度,比如用历史性的分析法,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户籍制度的得益者与受害人。换句话说,上帝也无法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上提出更新颖的观点。

不过,对照南周的这个报道,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认真地讨论户籍制度。记者和编辑仅仅是把“户籍制度”这四个字作为一个“壳”,然后在这个“壳”上开始了一个新闻报道的建设。这样做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但户籍制度的灵魂附体禁不住一个简单的疑问:怎样证明刘瑞良杀子的举动与户籍制度积弊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怎样证明他是出于上户口无望而愤怒杀子的?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消除这一疑问,那么这个报道就是失败的。另外,我不相信记者和编辑没有注意到这个逻辑论证上的难点,以及在写作上必须要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文章开始的第三段就祭出“有论者认为,刘瑞良的悲剧是中国城市户口制度的不可理性演化到极端的例子,是活生生的‘户口杀人’。”——真没见过这样的调查性报道,在新闻和故事还没有展开之前就先定性的。接下来,记者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个“论者”的结论进行论证和说明。于是,新闻不再是新闻本身,而成了道听途说的议论的附庸。

编辑也做得很勉强。从眉题“户口……甚至包括一个孩子的夭折”来看,编辑就是要让读者相信这个故事就是记者要讲述的那样。而且,在第一个小标题中就以“杀婴之因”名之。

既然逻辑上不能自证,那这个报道还为什么能够见报呢?我妄自推想原因有二:第一,那一定是报道以外的东西——所谓的关于户籍制度的大尺度考量——被作为僭越逻辑的理由说服了编辑和总编。第二,可能认为这个逻辑纰漏对谁(记者或者如我这样的潜在反对者)都是存在的。换句话说,即便记者不能证明刘瑞良杀子的动因是因为户籍积弊,但如我这样的反对者也不能证明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再说得明白一点,之所以敢于僭越逻辑,是因为据说刘瑞良精神失常了,他妻子和邻居的猜测及流言将使得逻辑成为永远的谜团。

但是,类似的、贯注于新闻报道的侥幸有违记者职业要求,放弃了理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毕竟,记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借助于具体的报道文本而展开的一次次交流。它不是一场由记者主导的、并且记者一定要取得胜利的证明。可以说,有关这一两难的逻辑,成就了这篇大胆的报道,但也导致了读者的失望和沮丧。

 

对“大尺度考量”的误解和误用

在女教师卖身供学的那次报道中,面对众多不同意见,傅剑锋提出了“大尺度考量细节化表述”的有关解释——这样的称谓,我理解是对华尔街体或纽约时报体的中国式总结。不过,具体到南周的情境中,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论应当被严格限制在选题的筛选或者作为写作的部分要领,而不能够成为新闻报道的根本原则。

大尺度考量所反映出来的记者对中国问题观的了解和认知,应当被作为一种职业素质来对待,而不应该牵涉进具体的新闻文本。比如,在《无户口婴儿之死》的这篇报道中,有关户籍制度的弊病不应该非常直接和硬性地显示在文本中。类似这样急切的做法,从专业主义的立场上看,显得不是很成熟。新闻事件是显性的,中国问题观或大尺度考量则应该是隐性的;要专注于新闻故事的结构和叙述,要杜绝让中国问题观以干瘪的形式生硬地“闯进”文本中,干扰文本的构建过程。因为这样一来,势必影响新闻文本的样式,扭曲其最终的形态。

将大尺度考量毫无回避地引入新闻文本,从表面上看是直击了社会问题,但这种“直击”是假象,因为它不仅无助于对现象的理性观察,更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媒介的功能,使之复杂化。媒介的功能只是报道问题,只是以自身的立场和文本报道新闻事件,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机构。我认为,这样简单的功能认知不应该随着媒介的社会影响力而被弱化、甚至被遗忘。不管南周的自身定位如何宏大,也不论读者眼中的南周属于哪一个“主义”的阵营,媒介功能的这一简单定位尚需牢记。

请允许我用粗糙得多、但也有力得多的陈述句式:文本是文本,中国问题观是中国问题观,两者之间可以有隐性的“能量的交换”,但绝对不可以相互置换,比如用大尺度考量替代对故事、对细节的职业化描述,挤占文本的空间和边界。因此,从这点来考虑,《无户口婴儿之死》有点过了,太急于表达大尺度考量了,太急于想告知读者记者所理解中的中国问题(很遗憾,仅仅是问题,尚且没涉及到“问题观”),却没能改变文本的虚弱状况。

 

复杂系统下的政治策略

这个报道给我造成的另一个不爽的感觉在于,南周对于重要时政的报道似乎欠缺周密的策划,包括这篇《无户口婴儿之死》在内,许多报道的推出都显得匆忙和局促。这么大的逻辑纰漏应该是不难见识的,这样无视逻辑的新闻报道应该不能出街的。所以我感觉这后面似乎还隐藏或者说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南周选题的质量、选题的储备、编辑和记者的前期沟通、记者的执行力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进而,我还想简略地重复以前的观点,在大尺度考量和细节化表述之间,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勾连处存在着一个中观的纽带。构成这个“中观”外形的大多是一个故事,一个按照新闻的方式和规律布局、陈设的故事,狭义地理解这其实就是一个文本。在南周的平台上,这个报道欠缺的就是把一个故事讲好,要么耽于大尺度的考量而将报道至于虚空,要么沉溺于细节而将新闻的逻辑和客观冷静带入沼泽地。

不可否认,大尺度考量和细节化陈述显示出对政治气氛的敏感心理,对于继续南周所谓的启蒙任务确有必要。但南周面对的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南周要生存甚至要继续取得成功,就必须解剖和直面这种复杂性。然而在这些报道中,这种复杂性实际上被一种基于敏感的政治觉悟给掩盖了。

拿我们最认为成功的南周的某个阶段作比喻,或者以南周最为自豪的某种精神作参照,南周的政治态度虽然博得过喝彩,但它依然是含糊的。窃以为,如果从新闻的原教旨职业要求出发,启蒙真的不能说明这一含糊的本质,也非南周的核心气质。传统的南周面对复杂的政治系统,其化解或者说参与的方式,是试图找到某个参照点作为根基,从而越过断裂,成为一种所有政治问题都可以从中获得解脱的万能答案。无论这个参照点是什么——是乌托邦式的超验世界,是激进的怀疑论的精神,还是某种社会的纷繁的表象——这些,都构成了力图避免政治复杂性的策略。去找到本质真理的欲望,以及具体表现出来的大而无当的大尺度考量,使得新闻报道无法看见政治系统的关系本性,特别是那些关系的不断变化。

一定要把南周首先看成是一张纯粹的新闻纸,它不是一份大开本的政治学教程。甚至于,我还认为,对于政治这一复杂系统的过分的、不恰当的强调,使得南周的编辑记者忘记了一名职业新闻人在纸上应该怎样谈论政治的方式。这是很不幸的现实:南周某些记者和编辑对政治的过分“沉溺”,实际上是回避了政治,回避了它的复杂性。

我想,南周任何对于政治复杂性的承认,都必须将这些变迁和变化结合进来。这种结合是真正地从新闻媒介的职业精神和技术出发,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以做作的方式敷衍这些变迁和变化。顺带说件离本文主题稍远一点的印象。我看过很多南周的评报,它们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几乎绝大多数的评报者都认为南周在政治上应当怎样怎样,具体的报道在政治学意义上如何如何缺陷,等等。这些评报的旨趣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大尺度观照的恋恋不舍和一再强调。

由此,我还想重申自己不无偏激的观点:如果新闻文本足够强大,如果新闻故事被讲述得足够坚强,那我们就不必心心念念那些被附带的评论;如果我们能够彻底地做到像一名职业记者那样从事技术性工作,比如用纯粹的媒介世界反映一个充满丑陋和不足的现实世界,那么我们就不必梦想着成为政治家型的记者。记者的天职是新闻化写作,而不是发表那些放之四海皆准的演讲,因为后者是政客的职业和技能。

其实,我一直希望目前的南周同仁破除南周的启蒙心态。这篇文章的重心不是论述这个,但我希望简单的说明:这种对启蒙心态的扬弃不是诅咒也不是痛恨,而是一种超越——超越启蒙主义那种叙事的新闻思维方式。我们不能指望南周永远这样下去,即用某种简单的大尺度关照将所有社会变化和新闻事件统一起来。至少在文本上,南周必须学会处理话语的多元性,学会运用许多不同的语言策略构建丰富的文本样式。

政治是一个复杂系统,南周一度因毫无保留地介入这种政治漩涡而获得声誉,但在今天,我想表明的是,不能再这样做了。一定要好好地思考包括文本营建在内的技术问题。一定要重视新闻技术的修养和磨练。要知道,技术与政治思维相比丝毫也不卑贱,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过于轻视技术的功效,让那么多大尺度的观照无法落实,或者竟能置逻辑于不顾而踉踉跄跄地落地,惹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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