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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期写得比较好的一个南周头条  

2006-08-11 00:19:31|  分类: 我的新闻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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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户口婴儿之死
    2006-08-1011:18:0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傅剑锋 马捷婷

  我近期写得比较好的一个南周头条 - 风中之剑 - 自由的天宇

  我近期写得比较好的一个南周头条 - 风中之剑 - 自由的天宇

  图:自2002年4月1日起上海停办蓝印户口。蓝印户口自1994年2月起试行,主要有购房类、投资类和聘用类。具有蓝印户口的人员与上海市民在就业、教育等方面享有同等的待遇。图为在浦东蓝印户口办公室赶着咨询、办理相关手续的开发商和购房者。

  户口,承载了它太多不该承载的,甚至包括一个孩子的夭亡

  杀婴之因

  只在这个世上活了43天,北京的一个男婴就被父亲摔死了。

  这43天里,刘瑞良四处奔波为孩子上北京户口。无望后,在今年元旦之夜杀了他刚满月的小生命。此前,不管是刘瑞良自己,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意识到他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本月中旬,这位病人将在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受审。

  有论者认为,刘瑞良的悲剧就是中国城市户口制度的不合理性演化到极端的例子,是活生生的“户口杀人”。而反对者认为,刘瑞良杀子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抑郁症而非户籍制度。

  刘瑞良自己则是这样向警方交代杀子原因的:“如果孩子上不了户口,以后就是黑户,会受到歧视。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孩子早点解脱。”

  刘瑞良的妻子时秀文说:“如果我不是老催他去为孩子办户口,哪怕他脑子有病,也不可能杀孩子的。平常只要孩子一哭,他比我还急。”她像祥林嫂一样对别人重复:“孩子刚死时我恨死他,后来我恨自己为什么要催他(办户口)。”

  长期以来,户口制度一直遭人诟病。在“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截然分立之外,城市户口自身的演化也日益复杂。

  “单位”在城市户口管理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一些还没有正式家庭的城里人户口,就要落在单位管的“集体户口”上。刘瑞良虽已成婚,但因妻子的户口远在河北涿州,他的户口就一直保留着婚前的北京集体户口。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刘尔铎说,1977年后,集体户口逐渐演变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一个在京城大学读书的农村孩子,尽管在读期间有这个大学的集体户口,但如果他不能获得留京户口指标,户口仍会被打回农村原籍。“所以集体户口是一个不完整的户口,一个过渡户口,各个城市通过给集体户口在城市落户附加条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刘尔铎说。

  刘瑞良夫妻俩希望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以方便孩子以后的上学与就业,但北京的落户政策规定,父亲为本市户口、母亲为外省市户口的婴儿(2003年8月7日以后出生),落户北京必须有“住房证明”,就是必须拥有北京的房产。“刘瑞良每月工资只有800块钱,我没有工作。即使买北京南口镇最便宜的房子,也得全家不吃不喝15年!”时秀文说。
  
  婴儿之生

  贫困在这个家庭组建之初,就已如影随形。

  婚前,刘瑞良因家庭纠纷,已与在北京农村的贫穷父亲和年老继母不再往来。2000年的婚礼是由刘瑞良的兄、姐以及时秀文的父母出钱置办的。婚后4年多他们一直不敢生育,因为那时没攒够钱。

  他们的新房就在刘瑞良的单位——北京昌平南口机务段附近,一间10余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130元。这是北京郊区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他们在这里一住5年,直到孩子死去的那个晚上。

  在邻居吴秀清的眼中,时秀文是个很会节省的家庭主妇,夫妻俩每月包括房租的花销不会超过600元,时秀文每天下午都去摆小摊赚钱,买菜时总挑最便宜的。

  时秀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每月130元的房租:“我们要花这么多钱,刘瑞良的不少同事租单位的房子,每月只要20多块。他不会说话,不懂搞关系,窝囊得一塌糊涂。”刘瑞良的老实、窝囊在整个南口机务段都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位同事回忆:“他从来不抬着头走路,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朋友。”

  刘瑞良的身体和他的性格一样孱弱。2004年,刘瑞良在单位的宣传鼓动下去献血,献完血后大病一场。“你说,身体好的人去献血很正常,他都老实到不会掂量自己。”时秀文说起来就眼泪汪汪。这场大病医了3000多元,但老实的刘瑞良没有得到单位的一分钱报销。

  时秀文靠摆摊攒下的钱为丈夫付了医药费。她每天下午3时到南口镇街头摆地摊,傍晚刘瑞良接她回家。“看到这对小夫妻过得精打细算、勤俭恩爱,街坊都觉得他们不错。”邻居夏淑敏大妈回忆。

  2005年11月18日,分娩前的3天。时秀文一早起来看到丈夫刘瑞良又急剧地咳嗽,急得不得了,“我劝他去买药,他怕花钱不肯去,我都急哭了。”时秀文回忆。吵完架后,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又出去摆摊。在初冬的寒风中,路人对她投以惊奇、怜悯的目光。但老天并没眷顾她——孕妇被雨淋,回家后又吐又拉,动了胎气。3天后,时秀文早产了。

  早产的婴儿心跳过速,大脑缺氧,医生花了一星期才救过来。“只要孩子一哭,我急,刘瑞良比我更急。”时秀文说。

  出院后的近一个月中,前来照顾的时父每天都要抱着孩子去北京儿童医院给孩子吸氧。刘瑞良只要工间休息,也陪同岳父前往。他们宁可在公交车上站一两个多小时,也舍不得打一次的士。“每天花60元,一个月花了1800元。刘瑞良心疼钱?他自己有病不敢去看,一到孩子身上就不怕花钱了。”时秀文自问自答。

  一个月后,孩子终于好了。从分娩到治病,家里两万余元的积蓄花销殆尽。
  
  婴儿之死

  这一天是2006年元旦,鞭炮声在小镇回响。傍晚,外面很冷风很大,刘瑞良把屋内的炉火生旺,妻子时秀文在哼哼着哄孩子。猪肘子在锅里慢慢炖着,肉香弥漫了简陋的小屋。

  “那天我们又唠叨起给孩子上户口的事,孩子都过满月了,我担心再上不了,就要变成黑户,要被罚款的。”时秀文回忆。

  户口的事已经让他们操心10余天了。孩子还没满月时,刘瑞良跑到南口派出所去办户口。户籍警察说,像他这样的北京集体户口,必须有房产证明才能让婴儿落户在北京。买不起房子的刘瑞良就到单位领导那里求情,希望先让单位过户给他一套房子,等办完户口,他再把房子还给单位,但没有得到同意。

  从那天起,刘瑞良开始反常地发愣发呆,甚至没有缘由地咧嘴笑。“我想不到他可能脑子出了问题,我还以为是他照顾我和孩子太累了。”时秀文想起来很后悔。

  在此路不通后,刘瑞良本可以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他的父亲刘福明的户籍上,也同样是北京户口。但因为父子间的长年积怨,他死活不想见他的老父刘福明。

  孩子过了满月,刘瑞良告诉岳父时远,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他们河北时家。岳父告诉他,给孩子落户没问题,但按当地规定,过满月落户的将被罚款5000到8000元。刘瑞良顿时无言。

  这事到了新年的元旦还没结果。那天傍晚,刘瑞良沉默地在炉边烹烧肘子,时秀文躺在床上,生着闷气哄孩子入睡后,就质问他:“你买肘子干吗?”他答:“你吃得好,才能奶好,才能喂孩子。”时秀文有些生气了:“没钱你就别瞎买了。”

  刘瑞良一时气短,时秀文就再次要求刘瑞良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他的父亲刘福明那里。刘瑞良仍不同意。时秀文发火了:“你要不回去,我明天就抱着孩子回去(指刘的父亲那里)。”刘瑞良就说:“你要回去你回去……”他接着又说:“我要卖血去!”“你爱卖就卖去!”时秀文甩下这句后又躺到床上。

  “后来,他用那样一种目光看着我。”时秀文模仿了一下刘瑞良当时的奇怪眼神。接着她听到刘瑞良喃喃自语:“不要了,不要他了……”

  话音刚落,刘瑞良已冲到床前,掐住了孩子的脖子。“我记不清是先掰他的手还是先喊救命,”时秀文说到这一情节时泣不成声,“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拎起孩子咣叽一声摔在地上,孩子摔坏了……”

  时秀文疯了一样抱起孩子冲出房间。“那是晚上6点,敲门叫我时声音特别惨。出门一看,大冬天的,秀文光着脚站在门口,孩子光着身子,血从头上流出来。”邻居吴秀清回忆。邻居们利索地给孩子裹上被子。刘瑞良呆愣愣地站在一旁。

  在送医院的路上,时秀文对邻居夏淑敏大妈说:“你去看着刘瑞良,我怕他忽然想不通寻短见。”夏淑敏就去陪着刘瑞良,直到警察来。

  孩子在小医院快速包扎后,迅速被转至大医院。医生一番急救后,摇了摇头:“没希望了。”时秀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停地求医生救孩子……

  这个只活了43天的小生命,在邻居吴秀清的记忆里,有着“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小瓜子脸,一副漂亮极了的小下巴”。
  
  户籍之网

  在卢光友看来,这样的悲剧虽然罕见,却有代表性。

  卢光友是一位大学毕业的白领。他的户口挂在杭州的人才中心,妻子在湖南。卢光友想生孩子落户杭州,同样受到“居住证明”的限制。买不起房子的他在网上四处发帖,称只要杭州有屋者愿意让他在名义上过户一下房子,把未来的宝宝落户在杭州,当以重谢。但他至今没有找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由于担心孩子的户口,妻子好多年不敢怀孕……”卢光友很沮丧地说。

  李东升与刘瑞良的遭遇更相似。《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说,大学毕业的李东升在京工作后有了北京集体户口,与江西籍的妻子生了女儿当当,但因为买不起北京的房子,结果上不了当当的北京户口。

  “和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不少旧有特权还没有很好地剥离,一些新的利益关系又被捆绑进来,这只会进一步加重户籍改革的难度。”一位学者对此深表担忧。

  多年来,国家公安部决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3年前已制定了思路明确的户改方案,但至今尚难在全国推行。有观察者指出,在户改大势下,一些大城市的户口制度反而成为一部分人(城里人)排斥另一部分人(城外人)的“电网”。其深层原因就是城市内部的利益与户籍之间有太复杂的纠缠。

  户籍专家指出,除掉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就业等特权,切断与户籍纠缠在一起的各类利益之手,才有户改的出口。

  对时秀文来说,她并不指望这种设想能实现。

  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丈夫能早一点被放出来,“他很可怜,希望法官能对他从宽处理,早点出来给他治病。治好病后,我还想给他生个孩子。”

  但说完后,她又开始犹豫不决,两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问她原因,摇摇头,只有眼泪不停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最后她说:“不知道治病的钱去哪里找。”她的父亲在一旁解释,刘瑞良现在已被单位开除,不再有收入。时秀文受打击后又查出了肿瘤,至今没钱动手术。

  送别记者时,她黯然地笑了笑,“他活着我也活着,他毁了我也就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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