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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天宇

 
 
 

日志

 
 

怀念南都.南都史之一:投怀都市报时代  

2006-08-07 23:43: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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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京城,心怀南方。
  离开广州一月有余,思念之情没由来地滋长。离开南都一年有余,感念之心没由来地脉动。
   突然想起两年前,曾参与撰定南都八年史。我写作的又是起首压尾的文章,足可见她八年来的道路与梦想。
  重读旧文,悠然之气顿生。虽有英雄落幕,但无英雄迟暮。虽有英雄梦碎,但见荣光永在。 
   是以,重贴旧文,与同路者共勉。
 
                 
                             都市报的时间到了
                                 傅剑锋
   风,唏哩哗啦地翻动着一本发黄的大开报纸合订本。
   那是一些土得掉渣的版式,那是一些大块头的文章,那是1995年的南方都市报。精确点说,那是1997年南方都市报凤凰涅磐为日报后的前生。那时的南方都方都市还没有全国刊号,那时的南方都市报因此办不了日报只能做周报。
   那时的南方都市报已是经历磨难,它在等待一个时间的到来。
                              
                                  煮酒论英雄的南方报人
   1994年,小平同志南巡广东后的两年,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这三大报业巨头首次在国内达到了地方报业的声誉巅峰。
   1994年,广州日报一路高歌猛进已历四次扩版,对开二十余版,成为南方最厚报纸,掀起国内报纸扩版狂潮,内地一百五十多家卷入其中。南方的报业天空已是山雨欲来、烽火欲燃,中国报业改革与报业市场化已经呼之欲出。
   1994年,南方的报业老大哥、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已经在繁荣背后感到深重的内外危机:内有在南巡经济热潮中投资的巨额公司亏损,外有同城媒体的步步紧逼、虎视眈眈,“老大哥”的地位岌岌可危。
   变革就起于此际,变革其实起于几个南方报人的青梅煮酒论英雄。   
   这其中的一个报人就是关键,南方日报社会生活部主任,后来的南方都市报创办者,身高一米八,时年46岁,性豪爽,善饮酒,在报业管理上一贯崇尚无为而治,善抓大局而舍小节,善于用人和放权之治,所以自取笔名“无为”。
   另一报人叫张志光,南方日报下属子报《花鸟世界报》主编,南方都市报的另一创办者,和关键一样的身材高伟、善饮豪爽,时年56岁,虽近退休却还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               
   “那是1994年6月的事情。一天,我和张志光、黄晓辉等好几位同事一起,言谈间大家对广州地区报业愈演愈烈的竞争,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中共广东省机关报如何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人关键在其遗留文献中的记录。
   至今六十余岁的张志光还记得10年前这天借酒助兴、纵论报业的情景:“那天喝了老关一瓶上好的白酒,我们一致地认为,南方日报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必须要办一份面向珠三角的市场化城市日报巩固老大哥的地位。”
   关键遗留的文献对当时的心迹也有详细记录:
  “......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适应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和追求,便成了报纸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的关乎生死存亡的严峻问题。尽管,当时(南方日报)社内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让《南方日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口号,《南方日报》为适应市场竞争也在不断改革和改版,然而这些举措始终在中心城市收效甚微。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南方日报》是机关报,她是面向全省的报纸,在中心城市难以拥有区域性的优势;她的读者群多是机关干部、农村基层干部,这是她的性质、办报方针所决定的。她不能通过改变性质的方式,达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南方日报》在中心城市的市场份额未能扩大的缘故。
   那么,我们能不能创办一份日报,以另外一种姿态扮演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在城市宣传中的重要补充角色,从而抢占市场,确保《南方日报》的地位?我们几人不约而同地冒出了办一份城市综合类日报的念头”。
   这个念头像火一般在这两个人的心里蔓延开来,他们想把这火点到另一个人的心头,这个人就是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刘陶。“这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俩拿出好酒想请刘陶喝上两杯,告诉他想办一份叫《南方日报广州版》的日报。”张志光回忆。刘陶仍然像平常那样没有喝酒,但这个办报的想法让他越来越兴奋:“好!就叫《大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版》。”说完破例把早已斟好的那杯美酒一饮而尽。
   据说关键还在世时的多年以后,这几个老报人坐在一起看着这张被他们“煮酒”煮出来的报纸,一语双关地幸福着:“老天有眼,喝酒喝出了好报啊。”
                                      没有准生证的出世
   刘陶个人对关键的主张极为认同,但南方日报决策层还有另一种声音:南方日报已经在几年的发展中造成了投资亏损,1984创办的《海外市场报》也不死不活,成了报社的包袱,南方日报现在的被动局面就是这样引起的,所以南方日报最怕的就是投资失败。如果《南方都市报》成了南方日报的投资黑洞怎么办?
   关键当即据理力争:过去南方日报的一些投资失败是因为没有去投资主业,报人最拿手的不是经商,而是办报,所以南方日报的投资回归的主业没有错;广东报业已经风云激变,南方日报如果不奋力出击,可能就会错失良机、甚至被报业市场淘汰出局;要干就干大事,小腿女人婆婆妈妈做不了大事,所以要对南方都市报进行大投入,方能迅速在广州站稳脚跟。
   1994年8月12日,关键向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呈交了《关于南方日报广州版的几点建议》,呈交南方日报编委会。
   以刘陶、李孟昱、范以锦等为代表的南方日报决策层认为,办一张面向广州与珠三角的综合性城市日报在决策上完全正确。但为了在投资上能收放自如,决定只给政策少给钱,走一步看一步。考虑到已有《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社委会决定把“大都市报”并入“南方系列”,叫《南方都市报》。
   张志光记得很清楚,南方日报的这个决策过程只经历了一个月。此时,关键除了联盟张志光,还想再物色一位青年才俊一起办报。关键找到的这个人就是程益中,程益中那时还只是南方日报一位二十七八岁的文艺编辑。“小程当时看来瘦瘦的,书卷气很浓。有了他,整个创办人的结构有比较合理,有我这个快退体的56岁老头,,有正当盛年的老关,有闯劲十足的小程。”张志光说。关键在其遗留文献中则是这样描述对程益中的印象和选择理由:“1994年,我参与广东省政府组织的全国社会发展成就展览的书稿和画册的编辑工作,跟当时南方日报文艺部编辑程益中有过合作,对他的锐气,他的才气,他的敬业精神有所了解。”
   1995年2月,南方日报编委会决定,由关键担任《南方都市报》主编,负责《南方都市报》全面工作,程益中负责南方都市报的制定、内容设计以及新闻业务的管理,张志光负责经营,分别任副主编,并决定3月份正式创刊。
   《南方都市报》创刊进入倒计时,但是准生证——全国刊号还没有拿到。拿不到全国刊号就办不了日报,南方日报决定退而求其次,先用省内刊号试刊办周报。
   首当其冲是挖人,当时南方日报的不少人并不看好这个连“准生证”都没有的孩子,所以关键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各部门挖了6名编辑记者、1名工人,这6名编辑记者中就有现在的南方都市副主编任天阳和宋繁银,另由外单位调进了7人,招聘了5人。到了3月20日,关键终于拉起了这个只有24人的采编、广告、财会队伍。
   三个创办者还一致决定从魏碑中集出了“南方都市报”这几个字。“因为魏碑朴质、深刻、有力,也是书法中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字体,我们希望一张报纸具有这种内在气质。”程益中解释。
   关键委托程益中起草了办报纲要,纲要明确地提出要办一份覆盖广州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周报,报纸定位为市民报纸,反映大众声音,是南方日报的城市宣传的补充;在基本制度上采取采访与编辑分离、采编与经营分离的原则。
  “这一制度对都市报成长是方向性的,在当时这不只是在广州、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时不少同城媒体还没有实现彻底的经营和采编分离,甚至还鼓励编辑部拉广告。”程益中事后解释,那时他已经形成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基本理念——“制度的合理化”:制度之间要有制衡、要有分工的、责任必须明确,必须建立责、权、利对等的相互关系,这是一张报纸成长的依托所在。
  程益中当时就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决定它一出生就将是不同凡响、非同一般的。”
   然而现实无比困窘。南方日报出于投资谨慎的决策考量,决定实行挂帐经营的策略。即只用一元钱给南方都市报开一个账号,但尽可能地给予宽松的政策条件,并满足其纸张、印刷的需要,以后南方都市报社流动资金的运转靠发行收入与广告收入自行维持。
   1995年3月30日,对开八版的周报《南方都市报》创刊号正式出版。
   “我们化不起钱,所以当天晚上在东方宾馆搭了《海外都市报》开新闻发布会的顺风车,算开了一个创刊发布会。”张志光回忆。
   这个孩子就这样卑微地出生了,不但没有“准生证”,而且是个穷孩子。
                            
                                 蚂蚁叫板大象的传奇
   但这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孩子,他一出就叫嚷着要“改写中国新闻史”。
   关键、程益中当时的理由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个巨头的形成,更多的还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传统的、单一的、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南方都市报想做的是一张彻底的市场化报纸,这种力量随着时间的演进,必将从幼小走向强大,打破旧有的格局,冲出巨人阴影的笼照。
   不过理想不能当饭吃,这份报纸首先需要一笔启动资金。程益中因为一篇报告文学和鹤山县政府结下过深厚的交情,所以和张志光去向鹤山县政府求援。鹤山县就投给这张新生的报纸投了七十多万元的广告。“这是最大的一笔钱,早期的运转也主要靠这笔钱,以后(那两年)进帐的广告再也没有这么大的钱。”程益中回忆。在拉来这笔广告后,程益中没有按惯例拿广告提成,因为他说他首先要作一个采编与经营分离的表率,。
   关键与张志光也依靠以前在南方日报时积累的人脉关系,勉强拉到了一些广告。但广告主看到投放下去的广告市场反映如泥牛入海,就渐渐地以各种理由疏远这张新生又弱势的报纸,而直奔那些强势的同城媒体。
   这时,报社里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回到采编和经营合一吧,这样,利用媒体的话语权或者可以多拉一些广告多赚些钱。但关键和程益中坚决不同意。“这是一条办报的底线。不坚守这条线,我们这张报纸就失去了唯一的优势——制度优势,那就真没有前途了。”程益中说。
   这是一张如此举步维艰的报纸,但许多理念的种子已经下种了。
   就在许多记者没有摆正自已的位置,把自已当作政府官员,把报纸当作权力部门时,这份报纸就提出”不能做贵族记者,要做平民记者”“新闻报道要贴近老百姓、要注意服务性”。现在已经身为南方都市报副主编的任天阳回忆,他那时就在这种观念的驱使写下过不少在其它同城媒体看来微不足道的报道,记忆深刻的一篇报道叫《最后的早茶》,报道讲得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茶楼因为旧城改造,将被拆迁掉。与茶楼有深厚感情的许多广州市民就在茶楼要停业前的最后一个早上,自发地聚到早茶楼与它告别。这种在现在看来应该报道的新闻在当时的报纸上却极为少见。
   还有一个苦恼日益困扰着这张新生报纸:生有日报心,却是周报身。
   “我们拿不到刊号,作的是日报的准备,做的却是周报的工作。所有的工作吊在那里,现实与办报的初衷造成了巨大的错位。”程益中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仍有英雄气短之感。办综合类日报的底线是信息量,但周报只能做深度,根本做不了信息量。“我们每天都在遇到这样的困扰,像这种错位每天逼着思考,如果一份综合类的城市日报,应该怎么办。反倒是这种扭曲的状态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份综合性的日报应该怎么办。”程益中说。
   尽管如此,关键和程益还是一头扎在这么份前途未卜的报纸身上,程益中还经常亲自采写报道。程益中在回忆这段日子时曾写道:“我们当时心中有座珠穆郎玛峰,但是我们知道脚下正在翻越的只是白云山,接着应该有许许多多的十万大山,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到珠穆郎玛峰下。但是,我们坚信方向没错,不论珠峰在哪里,只要它在心中是一个目标,就一定能翻越。”
   然而这份报纸到了1995年底仍然没有什么起色,一些老员工回忆,在电梯里碰到熟人,甚至觉得低人一等抬不起头。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这张报纸是不是正在给南方日报挖一个坑?南方日报高层觉得有必要让关键在中层以上的会议作一个对质疑的解答。但关键拉不下面子,不愿意去,就让程益中去讲。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程益中的讲话将闯下南方日报旗下有史以来“蚂蚁叫板大象”的最高纪录。
  “很多人认为,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已经发展的那么强大了,还可能会有南方都市报的生存空间吗?我回答大家,其实我考虑最多的,不是南方都市报是不是其它报纸的竞争对手的问题,而是其它报纸是不是南方都市的报竞争对手的问题。”会议室里一片哄堂大笑。
   程益中不慌不忙地说第二句:“现在是万米赛跑,其它的选手已经跑了八九千米了,许多人问你们南方都市报还追的上吗?但我现在考虑最多的,不是要怎么跟在他们后面跑的问题,而是我要当冠军的问题,而是他们跟着我屁股跑的问题。”下面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笑声还没有停完,程益中开始说第三句话:“现在我考虑的是,对南方都市报不是要不要增加投入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栽大树的问题。”下面更是笑声嘘声一片。
   “那时很少有人能理解我这三句话的意思,大家都觉得程益中这个荒诞不经,狂得不知天高地厚。”程益中在多年以后回忆。其实,即使到1997年南方都市报投生成日报后,大多数人还是不理解这几句话的玄机。当时已经在国内报业市场化中独领风骚的华西都市报总编席文举和程益中开玩笑:“小程,你也太骄傲了,中国所有都市类的报纸都来华西取经,你为什么不来。”程益中笑着回答:“我告诉你,我不但不来你们华西,我也不去所有的都市报取经。但总有一天,其它所有都市报会来向南方都市报取经。”   
   程益中的“狂妄”自有他的玄机与方法论。
   在关键和程益中的设计中,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产品和经营方式是完全市场化的,做着与其它同城媒体是不同质的。程益中认为,既然不是同质竞争,其它报纸就不会成为南方都市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还是办成像其它同城媒体,那都市报还有存在与生存的价值吗?”所以他敢讲第一句话。他的这种思想也延续到了八年后创办新京报的取向——不和北京的其它同城媒体进行同质竞争。
   程益中也非常明白,如果跟在那些已经长成巨人的同城媒体后面跑,不但冲不出他们投射下来的巨大阴影,甚至还可能在争跑中被他们轻轻一脚就踩死。所以程益中说第二句的意思是,不是跟着他们跑,而是要开辟一条自已的跑道,沿着自已的路线去奔跑。“也就是,我们要自已重新制订规则,我们最大的使命和价值就在这里。南方都市报的发展证明,南方都市报后来搅动了整个中国报业的改革,就是因为南都市报首先建立了另一种规则——合乎市场和新闻规律本身的规则,事实证明这套规则是与时俱进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任何一个行业,最后获胜的,往往都是规则的制定者,确立了行业的标准、标杆和价值观的先行者。”
  程益中说第三句自认为得益于对自然的观察。那时,在南方日报大楼旁边的广州大道树栽了七八次。第一次栽了小树,结果走得人太多,被踩死了。第二次栽了大一点的树,又被踩死了。到了第三次,栽了更大的树,还用栅栏围起来,但还是因为行人太多而被踩死。所以程益中总结出一个理论:,试探性的投资常常会让投资者万劫不复,“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壮大了,这样人家想踩都踩不死你了”。他的这个想法最终并没有在初创南方都市报中实现,但在八年后南方日报集团和光明日报集团创办新京报时实现了:省略所有的成长过程,一出生就拥有一千多员工,一出生就成为北京最厚、内容最丰富的报纸,“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这不是一般的高,他们的高是人群当中的高,而我已经脱离这个层面了。我根本上没有和他们比高比低了,而是要更新换代了。”程益中记得是以这样的自言自语从哄笑的会议室中走出来。
                                     
                                    凤凰涅磐的前夜
   程益中的那番讲话在当时还是空谷足音,到了1996年上半年,南方都市报的广告与发行更到了生不如死的窘境。
   关键的头上也多了几丝白发,他心酸地写道:“(南方都市报)也一直以省内刊号周刊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步履维艰,磕磕绊绊,连生存也成问题,更不要说大展拳脚了。”
   这一年,国内的报业形势正在急转直变。高叫着市场化的《华西都市报》已经起于成都,而《广州日报》在这一年组建了国内第一个报业集团,它开始意气风发地在报业市场化的道路上散开双腿一路狂奔。
   南方日报社上上下下对广州地区报业竞争的态势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南方日报社委会当机立断“壮士断臂”: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报《海外市场报》改为《南方都市报》。当时的社长李孟昱说,“这是以牺牲《海外市场报》为代价,保《南方都市报》的”,“《南方都市报》要成为南方日报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且提出,《南方都市报》经济收入要在三五年内超过《南方日报》,在广州地区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更新换代”就要被程益中预言中了,南方都市报前生的苦日子要熬出头了,它要拿到准生证了,就要到今世降生成日报了。 
   “1996年10月7日,是《南方都市报》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天,南方日报社委会给《南方都市报》的发展,画了一条新的起跑线。”盼星星盼月亮的关键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以关键为首的这三个创办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重组《南方都市报》与《海外市场报》,当时程益中设计的制度是“竞选上岗,双向选择”,以民主选举选出部门负责人,同时借此两报员工的思想顾虑。程益中认为,这种民主的制度一开始就对将要新生的报纸能者可上的进出机制和企业文化。现在的南方都市报副主编任天阳被选上了采访部副主任,现在的主编庄慎之是〈海外都市报〉出身的编辑,他被选上新闻部(即编辑部)副主任。
  “那简直觉得是场命运的游戏,南方都市报搭了海外市场报的顺风车降生,最后却并了海外都市报,我就这样进了都市报。”庄慎之回忆这些还很觉得有趣。而那时,他还只是一个才华内敛,新闻思想还处于被风行一时的肥皂剧〈精英新闻组〉启蒙的阶段。连他自已都没有想到,八年后,他会成为南方都市报的掌舵者之一。
   关键远不止挖南方日报的人,还开始大规模地在社会上招蓦流浪记者:有大学出身的,也有中专出来的,有工人出身的,也有公务员辞职前来的,简直是三教九流,英雄草莽汇聚一堂。
   就在第一轮招兵买马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个背着个旅行包的高个子流浪记者风尘尘扑扑地闯进程益中的办公室:“我想来你们报纸做记者。”
  程益中问:“你做过记者吗?”
  高个子马上利索地拿出一叠剪报复印件:“做过做过。”
  程益中翻了一翻了:“过几天给你消息吧。”高个子流浪记者只得惴惴地退出办公室。
  几天后,电话并没有到来,高个子实在憋不住了,他又来到程益中的办公室:“我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能录用吗?”
  程益中给采访部副主任任天阳打了个电话:“你去采访部接受面试吧。”
  任天阳又翻了翻他的简历说:“过些天回复你。”高个子山又惴惴地退出办公室。
  他越想越觉得大事不妙,看来一定是不要他了。他鼓作勇气折回到程益中的办公室:“我觉得好像你们好象不要我了,其实我又能做记者又能做编辑。”高个子把他曾经在一家报纸编的版递给程益中看。
  程益中看着看着就露出了笑容:“好,你可以先来试试。”
  高个子流浪记者终于找到工作了。这个流浪记者就是现在《新京报》的总编辑杨斌。
  杨斌回忆这些的时候是八年后的月明之夜:“没有都市报的不拘一格,没有都市报的包容,就不会有像我这样的流浪记者的今天。包容的文化在都市报降生的那天就俱备了,是都市报企业文化的精髓之一。”
  事实上,这张将起于阡陌之间的报纸,满眼都是个性迥异的人,但关键等三个创办者像大海一样把他们包容下来,他们的知识互为补充,他们的个性和而不同,关键如果还在世的话,他可能连自已也没有想到,原来他的包容与无为而治,是可以让那么多人在日后长成参天大树的。
   万事皆备,南方日报编委会指派当时的总编辑范以锦(现南方日报社长)分管《南方都市报》。范以锦在南方都市报日报试刊的编务会上,肯定了新生的南方都市报将起用的口号:“建一流队伍,办一流报纸,创一流效益”的口号”。
   程益中在多年后回忆都市报凤凰涅磐的前夜,依然意味深长雄心如昔:“水滴石穿,不是水厉害,也不是石头不厉害,而是时间厉害。时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使者,都市报的产生一样是时间之力的推动。都市报的时间到了。”
   当时间的脚跨过1996年12月31日零刻度后,南方都市报新时间真的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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