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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访中告知程序与信息获取之间的价值冲突和平衡  

2005-12-28 00:23:20|  分类: 我的采访手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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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采访中告知程序与信息获取之间的价值冲突和平衡
                                              傅剑锋
    (由于可以推想的原因,此处略去若干段落)
    妞妞事件的调查是从拍妞妞电影《时差七小时》的梦想隧道公司开始的。当时,我和姜英爽到工商局查资料之前,已知道其中的股东有李倩妮(妞妞),并且,我们当时已推测出其它股东可能都有问题,并且可能会出来李家企业公司套公司相互参股的情况。开始到工商局查询时,同事们都建议我们不要用自已的身份证查询,因为这样做其一可能很快被李家发现,其二可能引来报复。那么,除此之外,就有三个方案:方案一,借用朋友身份证查询,但可能会牵连朋友,否定;方案二,买通工商局门口不知情的小贩,用他们的身份证来查询,但他们更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违反新闻伦理,否定;方案三,做一个难以辩认真伪的假身份证,但这样如果一旦被发现,可能会成为整个报道的瘕疵,可能因其违法性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再否定。所以,最后,我对姜英爽说,不怕,用我的身份证来查行了,反正报道时我们是一定要署真名的,迟早要让李家知道的。所以,对妞妞事件的前期调查是完全以一个可以获取工商资料的公民身份进行的。
    而在后一部门的采访中,我却是用隐匿采访目的的方法进行的。我们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妞妞的妈妈赖新平在深圳龙岗一民办外语学校有巨额的干股,并且是该校董事长。那我必须弄清楚,她为什么可以占有那么大笔的干股,该校的股份结构是怎么样的。显然,如果用常规亮明身份与采访目的的采访,校方一定会拒绝。于是,我设计了一个隐匿采访目的的采访:
    我先给该校校长打电话,说南方都市报正在策划一个关于民办教育的采访,向龙岗教育局查询后,教育局推荐你们是民校方面的典范,所以想采访你们。该校校长非常高兴,承诺将派一位副校长接受我们采访。于是,我事先开始大量查阅民办教育方面的资料,让自已显得很专业。到了学校后,与这位副校长侃侃而谈。这位副校长原是华中理工的教授,气度儒雅坦率。我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地了解到这个学校的建立背景,赖新平之所以能获取干股的原因。当时,我考虑到这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获取信息的办法,所以,我必须对这个学校,对几位学校的伤害最小,造成的反弹最小,否则,可能会在小问题上翻大船。
    所以,在采访完成后并准备将在发稿时,我再致电该校校长,向他表白了当时的采访的真正意图,并以这样的调查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理由,详细向这位校长作了解释并致了歉,同时又向他保证我们的调查是针对赖兴平而不是学校,在他显得无可奈何又消了火气之际,向他就赖兴平的私人情况与股权结构问题再一一作了核实。第二天,在报道出来后,我又向那位接待我的副校长打电话表示了歉意,称这是为了公共利益不得而为之的事,作为个人,我是非常尊重您这位副校长的。由此,消解了这种隐匿采访所可能带来的人际冲突与反弹。
    但是,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大范围适用的,尤其当这种做法违背一般的新闻伦理,或者会带来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时。所以,在那么多采访中,这个方法我好像只用过这么两次。但是,我认为,为了保证新闻的中立与客观,在两者之间变通的方法还是有很多的。
    今年三月份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一次采访经历就与此相关。这是一个和上海站戴敦峰的同题采访——上海一拆迁公司强迁不成烧死两拆迁户。当时我没有直接采访政府部门,但通过其它途径已经掌握了整个事件的基本过程。当时面临的一个直接问题是,如果再去采访政府部门,极可能会被上海市政府告到中央一举封杀,如果不去采访政府,可能会违反新闻报道的程序公正原则(即要采访对立双方的当事人),并可能在报道出笼后被上海有关部门抓住这一口舌,造成极大政治风险。面对这一选择困境,当时指挥深度采写工作的方三文建议我,不要去采访政府了,报道产生的风险他来解决。但我慎重思考后告诉他:从程序公正与规避政治风险的角度看,这个报道一定得去采访政府部门,哪怕报道因此遭到封杀。方三文后来同意我的想法。
   我当时探问与这一惨剧有牵连的拆迁公司和政府机构,试探的结果是他们都不接受采访,所以我也就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工作单位。他们均把我推向上海市委宣传部一专门处理此事的办公室。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但要求我表明身份,而且还要我写下所谓“正面报道承诺书”,我就反问工作人员:“要我写下这些东西都没问题。但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我写下这些信息后,你们也得告诉我案件的过程与进展。”他们说:“我们无权告诉你有关消息,要向领导请示。”于是,我也告诉他们:“那这样的话,我也要向领导请示。”然后扬长而去。我认为,在采访程序上,我已经做到了,也可以使上海方面无话可说:我来了,但你们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
   然而为了规避这个做法可能带来的风险,我必须在报道实体上也保证足够的平衡。所以,我仅可能地从上海的媒体与图书资料中查找上海拆迁政策中对这类事件有利的原因归纳与解释。虽然他们不接受我采访,但我还是主动寻找能够为他们辩护的各种内容。我认为,这样的平衡,可能在事后大大减小了这个在上海市房地界与政界引起极大震动的报道的政治风险。
   我想,在做那些艰难而充满政治风险的调查报道中,我会时时提醒自已,你的行为有否触犯了法律底线与伦理底线,你的行为会造成多大的报道风险,同时,我又会提醒自已,我得为公共利益获取最大可能的真相。然后,我会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权衡利弊,找到平衡。
   “道”层面上的东西确定了,“术”层面的方法就可以应用而生。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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