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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天宇

 
 
 

日志

 
 

生死之间的一次采访  

2005-12-28 00:16:01|  分类: 我的采访手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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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死之间的采访与绝处逢生的报道
                                 傅剑锋
    灰蒙蒙的天空,锈迹斑斑的氯气罐,正在漂出来的氯烟,没人人迹的现场,构成一幅危机四伏的图画。这是保存在我的手提电脑里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我永远也不会删去的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是我的搭桥摄影记者徐文阁以差点牺牲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这张照片与一个绝处逢生的报道故事相关,与生死不弃的职业理想相关。
                            (一)出发了就是战士
    2004年4月16日夜八点,我刚慢吞吞地洗完热水澡,电话就响了:任务,调查氯气大爆炸。
    4月15日重庆主城区内的天元化工厂两次发生氯气爆炸,已造成死亡和失踪9人,16日当天渝中区15万市民正在生死大转移。大事,我一拎包就冲出家门。和摄影记者徐文阁打上奔向深圳机场的出租车后,他在车里电话订票,我则在车上看着刚从网上下载下来的相关报道。随时像战士一样待命而发,这已经是记者们的一种生存状态。
    4月17日凌晨一时多,我们已经到了离爆炸点大约5公里左右重庆江北区蚂蝗梁。还没下车,就闻到一股淡淡氯气味,看夜色中的天空,也有些混浊,街上到处是正从危险区转移出来的市民。
    紧张的采访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写完稿已经是早上六点,徐文阁在床上已经发出微微的鼾声。我调好早上八点半的时间,命令自已立即入睡,我要用这两个小时来恢复体力。珍惜一切睡觉机会,这已经成为我外出采访时的习惯,有时甚至坐着就能入睡,睡醒了又能马上战斗。
    八点的闹钟响后,我和徐文阁立即出发重赴现场蚂蝗梁。现场被警方封锁后,指挥中心只充许重庆当地的记者和中央媒体的记者进入现场。但我和徐文阁分别很快找到了突破方法,徐文阁找到了几个熟悉封锁区情况的孩子,让他们带着爬了一个小时的山进入了现场。而我恰逢一位欲在事发现场寻找失踪老人的中年人,以帮他一起寻找老人的方式进入了现场。那一天,我和徐文阁奔突于事发现场、消防队、急救中、殡仪馆,收获颇丰。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想在全国所有媒体中做得最快最棒。
    4月17下午六点回宾馆后,在几小时内我就写就了八千余字的系列报道。从宏观性的《十五万大转移亲历记》到特写式的《大转移中个人命运:寻找外婆》,再到全景式的《爆炸点门口的战士们》、《急救中心的中毒警官们》、《正在康复的中毒老人们》、《宾仪馆的死者家属们》,徐文阁的照片也全面到位,稿子发过去后,两个人像疲惫而幸福的战士,大喊着:“看我们多棒,明天再大干一场!”
    但来自总部的消息犹如打头一棒:上面来了禁令,禁止本报发稿。我跌坐在床上,顿觉两目无光。对愿意为真相为舍命奔突的战士们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 那天晚上,和徐文阁在街边小摊里喝了几杯闷酒后,就倒头大睡。
    第二天早上,中新社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说,中午12点人工引爆三个剩下的氯气罐。几乎是职业性的本能,我腾地从床上跳起来。“文阁,起来!任务!”虽然知道这一天的采访也可能发不了,但当时所想的就是:出发了就是战士,不管遭受什么打击,战士都是不能放下武器的。
     到了蚂蝗梁封锁现场,徐文阁碰巧搭了焦点访谈的采访车。我没再遇到这样的好运,就在指挥中心给他提供引爆的信息。两个人准备内外配合行动。
     中午十一点多,徐文阁很兴奋的打来电话:“其它记者都被清场出去了。我躲在小山后面,冲到人工爆炸点只要三分钟路。”
    “太棒了,注意安全。把我给你的毛巾打湿捂在鼻子上(注,这有利于防毒气。”
    “知道。指挥中心发出引爆信息前给我电话。引爆后马上给我打电话,如果风向过来我可能会中毒。”
    “如果十分钟打不通你电话,我就叫指挥中心来救你。”
     十一点五十分,我看到指挥中心一位军官在用对讲机说马上引爆。我马上给徐文阁发短信。后来徐文阁告诉我,这可苦了他,他收到信息后就一直紧张地举着相机,举了半个多小时后,直到12:30他才看到从长江对岸打过来的三发火箭。
    此时,徐文阁给我电话:“刚才听到三响爆炸,可能是三个氯罐爆成了。我看到有点白气,我要下去看看。”
    打完电话,重庆晨报的一位记者刚好走过来,他说从指挥部得知,刚才炸得是三堵墙,三个罐还没炸。
    天,徐文阁可能已冲到核心现场,正真炸罐的火箭炮飞过来怎么办?我立即给他打电话。电话不通,再打,还是不通。
    是不是出事了?要不要报告指挥中心。我提心吊胆,左右徘徊。
    大约半个小时后,文阁给于打来了电话:“差点被炸死,现在我被抓了,被关在天原厂的宾馆里。”
    原来,他听到爆炸声后,以为爆炸已经完成,三分钟内就冲到氯气罐旁拍照。因为当时封锁现场的官员以为已清完所有记者,所以没有人再在门口把守,徐文阁就轻易地进入了最核心的现场。
    他快速地拍了几张照片后,忽然感到不对劲,残余氯气罐为什么没有被爆破,现场怎么没有任何人?不妙!他几乎是出于本能,拔腿就跑。几秒钟后,火箭炮就从对岸飞过来,只要迟几步,他就可能被炸得血肉横飞。
    他刚冲到门口,就被消防特警抓个正着。他们一下子傻了,不是清了所有记者,怎么从爆炸点跑出了一个。
    一位负责现场的官员气急败坏地冲上来:“你怎么进来的?”徐文阁赔着笑:“不好意思,我以为爆完了,想给大个照留念一下。” 那位官员气极反笑,一把揪过徐文阁的前领,贴着他的脸大声喊:“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徐文阁一个劲地赔礼。“这个记者,给我抓起来!关了!”这位官员向武警大喊。后来,徐文阁被软禁在宾馆房里。这官员在消了气后,还是给徐文阁送了一个盒饭。
    那天晚上和徐文阁聊起那常生死之间的事,他显得很平静:“当时没有想太多,这仅仅是一种习惯。”
                       (二)绝处逢生的意志与智慧
    但这些宝贵的努力不能打水漂啊。怎么办?大爆炸本身已没有办法报道,但有没有可能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背景来就反思大爆炸的问题呢?让报道绝处逢生呢?
    我因此陷入了沉思。我发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虽然出事的只有天元化工厂一家,但调查不久后就发现,在主城区危险的老化厂有几十家。这些老化工厂已经成了重庆这个老重工业城市的定时炸弹,严重威胁着这个城市的安全。
    可以说,这正是一个多事的季节。就在天原大爆炸不久的4月20日当天,就分别有北京怀柔、江西南昌、江苏扬州三城出现有毒化学气体和化学物质的严重泄漏。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发生过化工厂失火、有毒气体泄漏及爆炸事故的大中城市,就有南京、沈阳、杭州、武汉、长沙、宁波、郑州、长春、东莞、锦州、常州、襄樊、湘潭、铜陵、张家口,以及上海的嘉定和北京的大兴等。这些工厂都成了“城市炸弹”。这些事例表现的正是处理工业污染与城市安全之间的难题,重庆只不过是这种大背景下的极端例子而已。
    于是一个大致的思路就在我脑中形成了,回避天原化工厂这个报道禁区,进入更广阔的背景,追寻这些化工厂在重庆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越来越严重的隐患,和解决的困境以及可能的出路。并且,一定要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老化工厂的命运与受害者们的命运作为一个具体的调查对象。
    我和主管编委方三文谈了这个思路后,他非常赞同,认为可以做出好文章。于是我开始这样的化工厂,找这样的化工厂有一条捷径,就是问出租车司机。可以说,每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是这个城市的百事通。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听到过由于一个化工厂污染严重,结果引起在化工厂旁边的一所高校罢课,附近居民堵路,但他不清楚那个化工厂在哪里。我回到所住的小天鹅宾馆后,在宾馆工作人员也闲聊起这件事,结果有宾馆工作人员也知道这件事,并且知道这个工厂的名字——嘉化厂。在网上一查,发现这确实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化工厂,另一个臭名远扬的化工厂是农丰化工,两个化工厂都因为严重的污染问题被中央电视台曝过光。
    因为不久后就听说,新华社下属的《了望东方周刊》也准备以和我差不多的思路调查“重庆城市炸弹”,他们调查的是“农丰化工”,为了不起冲突,我决定调查嘉化厂。
    来到嘉化厂,果然发现旁边有个高校区——重庆工商管理大学B校区,随机地问了一些学生,他们反映这个厂以前确实问题严重,学生因忍无可忍发动过罢课。并有学生反映,还有几位教师代表专门给市长写过信反映污染问题。于是,我又去找老师,那时已是傍晚,老师们正准备下班坐校车回家。情急之下,我冲上校车就喊:“我是记者,我来调查嘉化厂,有没有老师比较知情啊。”这一招很灵,很快有老师告诉我有两位教授是调查嘉化厂的核心人物。我一下了觉得真相的光芒就要照到眼前了,兴奋不已。
    获得这两位教授的联系方式后,我和他们预约了第二天的采访。天还没暗下来,我决定寻找了附近因染污受害的居民。出了校门闲逛,果然发现了受害深重的董家沟村。这完全是一个贫民窟,他们住在离化工厂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因为贫穷无力搬迁。许多居民,甚至还有孩子,因为泄漏的氯气与氯化氢损伤了皮肤与呼吸系统,防盗窗则被毒气腐蚀得像酥条一样一捏就掉。他们对化工厂的控诉令人愤怒与心酸,在贫民窟旁边堆积如山的化学垃圾与发着臭气的小溪又使人极为震惊。我直觉地感到这可能是这个调查最能够打动人的一部分。第二天,我从那位极富良知的教授——王志群副教授和薛新力教授那里获取了极为详细确凿的污染数据,还得知了嘉化厂错综复杂的利益网与搬迁难的整个过程——连重庆市原任的七个主要负责人(包括原市长包叙定)的十几个批示也奈它不何。还找到这位两位教授找到了对重庆化工污染呼吁十多年的建大教授丁小中教授,进一步了解了重庆化工污染的历史原因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因素与危害性。
    这个采写方向和重庆市政府的决策方向不谋而合,也是在那些天,重庆市政府向媒体宣布了准备整体搬迁数十家化工厂的计划。我看了这个计划后,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和要害的是搬迁资金问题,因为我找内行的丁小中教授算了一下,搬迁资金至少在一百五亿元左右,这需要重庆市政府几家的财政收入总和,根本不可能。怀着这个疑问,我去走访重庆经委,经委的宣传处长一听是这么专行的提问,知道无法回避,就叫一位具体负责的处长接受了我的采访,并透露了他们将把原污染工厂的土地卖给地产商来融资的想法和实例,并就资金的解决之道与我作了深入探讨,我当时就认为,这种探讨对于所有污染严重的老工业城市如何搬迁主城区的老厂都有讨论意义。
    整个采访于是被我归纳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天元化工厂的爆炸和嘉化厂的受害者们的痛苦遭际为切入,整体性地展现重庆“城市炸弹”的危害状况和历史成因,以及利益之障、权力之障与认识之障,以及这些障碍的化解之道,和拆除“城市炸弹”的政策与资金手段。整个报道在逻辑理路也将形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严密结构,既深刻、尖锐又富有建设性。这个报道发出后,在重庆民间与政府均获得了良性的反馈
   
    这个调查之所以能起死回生,我想这与开始时摄影记者舍命抢拍照片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相信只要去努力寻求办法,自然一定会有办法的,即使现实条件看起来很不可能,也是会有办法的。这就是新闻采访的道,这个道就是我所说的“生死不弃的职业追求与职业理想”,有了这个道,“术”就会随“道”而生,成功也必将会在不远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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