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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手党调查手记  

2005-12-28 00:24:47|  分类: 我的采访手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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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傅剑锋
    去年底先后发生在广州与深圳的砍手抢劫现象,令人震惊又让人沉思。我意识到,产生这种抢劫群体集体无意识的残忍,必然有一些更为深刻的社会学原因。后来又获知深圳的砍手案背后有一个人数很大的“砍手党”,其成员基本来同一个贫困的广西农村。于是就有了一个惊人的想法,直达“砍手党”的老家,了解抢劫群体“村庄化”的成因。
    下这个决心是化了很大勇气的,因为我所推测的这个村庄,可能是一个贫困、排外、强悍、道德崩溃,不以犯罪为耻的混乱的乡村社会。我担心采访会不会受阻,甚至会不会遭遇人身危险。
    但到了这个村庄后,发现与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这里的民风淳朴,不欺外人,热情好客,从村到全县治安也算不错。走在村里有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乡村社会遗风。最触动我的是,当我给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县城的小女孩路费,以实现她的梦想时,她的奶奶却非要把钱还回来,认为人穷志不能穷,最后收入路费后又感激得老泪横纵。其中极为典型地表现出传统乡村社会对于财物的道德操守与感恩图报心态。
    那么,为什么来自于这么一个具有民风淳朴之地的一群温江村年轻人,却不但不愿通过劳动获取财物,而且还要以残忍的手段掠夺他人的财物,并且成为一种共同认可的风气呢。也就是说,这个乡村从小建立在他们内心的道德体系,当遭遇到城市的生存环境后,出现了全面的崩溃。而且还在他们的内心蜕化变异出一种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同时,这些在外残忍的人,回到村里后照样去孝敬父老、种田挖矿。也就是说,他们有着双重人格,他们的内心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体系,他们的道德观是相互分裂、相互矛盾的,呈现出一种断裂的特征。
    并且,当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处于贫困的乡村时,他们不但在形体上显得单薄,而且在心态上也显得孱弱,还有着中国农民逆来顺受的共同特征。可是,他们到了城市却变得如此张牙舞爪、肆意妄为。
    他们的内心如此剧烈的灾变缘何而起?是什么伤害他们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非要以伤害他人为生?
    当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他们的家,当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这个村庄,倾听生活在这方土地的人们倾说悲剧与命运,绝望与希望时,答案也就开始显山露水了。
    乡村贫困对他们的伤害是最为根本性的。正是贫困,使他们从小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甚至家教,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幼年时期就都外出打工去了。手头掌握的二十名温江村抢劫者中没有一人读过初中,全部是小学学历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相似的经历:贫困——辍学——到广东打工——学历太低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抢劫。
    生活观念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又导致他们严重的心理失衡。他们所接受的稀少的书面教育,其观念都基本来自于城市,尤其是电视,在这样的山村也已经普及。强大而无处不在的电视文化,以及他们外出打工回来的父母,都给农村的孩子从小提供了城市化的生活观念。
    当我坐在这个贫瘠的山村中看电视时,就感受到这种观念与现实之间深刻的分裂:电视里所放的90%以上的内容都是讲都市生活的,但坐着看电视的人却几乎从来没有享受过正宗的都市白领式的生活,他们的山村如此贫困。于是,他们就想到城市去实现他们对于城市的观念与梦想。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已经给他们打造了城市化观念,却没有让这些农村青年“城市化”的舞台,他们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这些现实困境与他们所崇尚的城市生活产生严重的反差,这种反差就造成他们的心理失衡,心理失衡之下就产生仇恨。他们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溃败的。
    严峻的打工环境与所遭遇的歧视则直接催生了他们的残忍心理。温江村打工者阿星就是一个很有分析价值的例子,把十五岁与二十岁的美好年华交给一家苛刻的工厂,耗尽他的青春、快乐、健康,所获得的只是每月三百元的工资。也就是说,在不少温江村的年轻人看来,打工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抢劫的成本,“血酬”高于了“汗酬”。但既使这样,他们也很难找到工作。当他们走在穷困潦倒的城市边缘时,不但不可能得到救济还要受尽歧视。于是,就出现了阿星的担忧“我怕有一天我也会抢”,于是就在温江村年轻人中流行起那句“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还有美女抱着睡”的黑色民谣。
     对此,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
     这使我想到,企业的低工资策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超经济剥削)和就业机会的不足造成的不但是对打工者本人的伤害,也必将造成对城市本身的伤害。在这一点上,整个珠三角群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都需要反思,为什么同样劳动力供给“无限性过剩”的情况下,在对工人的报酬上却远低于长三角企业群。长三角在治安上好于珠三角,和他们的企业更善待工人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学联系,也就是说,“汗酬”与“血酬”之间,一定有一种转化的关系与如何转化的数据模型。
    贫困的不幸也绝不是某个山村的,与我无关的。相反,所有贫困者的不幸也将是所有富裕者的不幸,当贫困伤害到农村时,这种伤害一定会延伸到城市。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社会系统越来越唇齿相依的时代里,千里之外的温江村所受的伤害就很清晰地延伸到了深圳。正因为如此,关注贫困,消灭贫困,尤其是农村的贫困,应该是我们共同的道义与责任。
    于是,在离开这个小山村前,我给温江村小学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堂课,题目叫“知识改变命运”。虽然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读完初中,但我还是想给他们一个希望。那天晚上,我和那些贫寒的老师们一起住在破旧的教师宿舍里,一起烤火,一起喝酒,一起聊天。当聊到这些孩子们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好奇心与梦想时,我们开怀大笑心有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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